【摘要】21世纪前叶，随着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以及相关智能技术长足发展，学界对城乡关系及其关联空间范畴的理解亦逐渐超越传统认知。城镇化发展与沙漠、雨林、海洋甚至深海、深空等“非城乡空间”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上述空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方式参与人类城镇化进程，并影响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伴随城乡关联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城乡空间的规模、尺度、作用逻辑与社会演进过程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关联性。这也对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相关理论演绎提出了重大挑战。本研究基于对既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讨论，提出城乡“社会—空间”理论亟待拓展的三个认知维度：城乡关系再认知、城乡“社会—空间”作用逻辑以及城乡“社会—空间”作用内涵；进而尝试构建一个“社会—空间—生态”理论框架，以揭示城乡“社会—空间”演进的当代特征，深化对城乡“社会—空间”发展底层逻辑的探讨，推动相关前沿理论建构与发展。

      0 引言：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演绎背景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化，“社会—空间”相关理论在批判、辩证和反思中不断演进。其解释框架从物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交织，逐渐拓展到精神感知、语言学、文化政治等领域，但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论范式。法国社会学者列斐伏尔指出，演进与争论的过程本身映射了社会空间生产的复杂性——它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社会关系的载体，“空间科学”的理论仍不完善。在“社会—空间”理论认知演进的同时，城乡巨系统相关认知也发生了从传统的城乡“二元发展”向“融合发展”“共同演进”的重要范式转变，相关研究涵盖了对“城”与“乡”本身、价值与能动性的再认知、再探索与再实践。这一转变与城乡社会、空间和生产关系（如生产组织方式等）的深刻变革密不可分。在此过程中，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发展与城镇化实践并行，二者相互引导与反馈。

      同时，既有的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在地域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长期以来，社会与空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特定的空间尺度，如建成环境对社区结构的塑造，或特定地域的社会空间分异。在全球化、基础设施完善和信息技术长足发展的影响下，社会组织（如跨区域生产网络、地区发展能动性等）、资源利用（如能源种类与利用、供应模式等）和日常生活方式（如远程工作、跨区域通勤等）可在更大尺度突破地理边界的束缚。社会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不再受限于物理邻近性，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物理载体的功能范畴。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生态系统成为城乡“社会—空间”演进中的重要维度——不仅呈现出被影响、被改造的属性，而且作用于城镇化过程，呈现出支撑、制约、塑造、协同等复杂功能联系。例如：碳排放的空间转移重构了城乡环境正义。因此，城乡“社会—空间”理论亟须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传统城乡空间范畴认知基础上，建立其与生态系统动态演进认知的链接。城镇化进程中，资源代谢（如土地、能源、废弃物）对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层影响，但在既有城乡“社会—空间”理论中体现不足。随着技术革新（如数字经济、绿色基建）与生态危机（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叠加，城乡空间不仅与社会关系相互塑造，更成为物质流动的“节点”与“枢纽”，引导和调节着城乡“社会—空间”演进过程。例如：我国“双碳”目标下的城乡碳循环管理，既重塑了区域空间规划逻辑，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生态依赖关系的构建。若“社会—空间”理论构建仍囿于传统城乡空间范畴内，将难以反映社会—空间演进中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当代跨地域、多尺度的“社会—空间”相互作用已超越传统认知维度。为此，我们一方面亟须深化“超越地方”的城乡“社会—空间”辩证认知理论；另一方面，应在城乡“社会—空间”认知基础上，拓展以物质（含能量等）循环（代谢）为线索的生态系统维度认知，从而支撑对城镇化发展逻辑的阐释。基于此，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演绎，应重点拓展三大认知维度。

      第一，城乡关系的再认知——基于从“二元发展”到 “共同演进”“融合发展”的城乡“社会—空间”作用逻辑，将社会过程与空间利用的耦合演进置于城镇化进程的整体辩 证时空观。

      第二，城乡“社会—空间”作用的辩证逻辑拓展——超越临近地域关联（如生产资料的组织、利用特征等），深化跨地域尺度的“社会—空间”作用与地方“社会—空间”演变关联的理论认知。

      第三，城乡“社会—空间”作用的内涵拓展——当代技术长足发展，城乡“社会—空间”演变与整个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超越传统认知空间尺度。在此背景下，揭示“社会—空间”演进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构性变化认知亟待强化。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批判性梳理既有理论及其演绎过程，提出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相关理论前沿的重要议题，并尝试构建一个融合“社会—空间—生态”维度的理论框架，以把握当代城乡“社会—空间”演进特征，推动相关研究的讨论，促进对城乡“社会—空间”过程的科学表达，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1 “社会—空间”的理论演绎与当代理论前沿

      学界对于“社会”与“空间”的认知经历了长期发展，并引发了诸多讨论。在社会学、地理、城乡规划等领域，关于“社会—空间”的逻辑关联和作用关系，一直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并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和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形成了差异化的表达。

      早期，学者们从哲学、语言、数学、物理学等不同视角对空间的绝对特性、相对特性进行了广泛讨论。然而，各领域对空间的认识呈现较明显的不确定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空间被视为“没有内容的容器”，即一种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僵化的、静止的、非辩证的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社会学分析中出现了“空间贬值”现象——空间被边缘化或简化为社会过程的附属变量。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学研究重新审视了空间的意义及其与社会行动、经验之间的关系，在“空间转向”下展开理论的深化与重构。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对空间概念的相关研究也经历了“社会转向”，强调空间的认知与社会过程紧密相关，提出应当从微观层面的个体移动性和时空行为约束的视角考察建成环境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复杂作用机理。

      19世纪，涂尔干、齐美尔等社会学家关注了空间维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撑。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中提出，人类依赖于有机体环境、外部世界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社会密度的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扩大是社会分工进步的直接原因。这一关于劳动分工的社会效应的论述被纳入20世纪初城市增长和社会差异化的生态理论。同样，韦伯关于政治统治和社会分层的研究揭示了权力与资源配置的空间逻辑，为1960年代“城市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概念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齐美尔在《空间社会学》（Sociologia do Espaço）一文中更为直接地探讨了社会与空间的关联与关系，揭示了空间的社会性。他提出，地方（如国家或城市）功能依靠社会作用进行扩展，空间影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作用，使社会要素围绕着某个地域中心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等交互，促使形成固定化的社会交流与联系，进而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要素凝聚为一个体系。

      1970年代的“空间转向”由列斐伏尔、福柯等学者开启，其核心在于强调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场所、媒介和结果的持续（再）建构过程。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涵盖自然与社会及其关系网络、通道，空间既是社会的先决条件又是其产物，作为生产资料由原料与能量流通塑造，并受到生产力、劳动分工和国家上层建筑影响。福柯将空间和地理概念引入社会学的知识、历史和权力的分析，提出植入（implantations）、分配（distributions）、划界（demarcations）、领土控制（control of territories）以及领域组织（organizations of domains）中运用的空间概念和策略可以构成一种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空间作为物质产品的组织、社会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创造空间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之上，哈维提出了“资本三循环”理论，认为建成环境作为生产的物质空间构架承载社会生产过程，并与此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一起构成了资本第二循环。

      在上述理论中，“空间生产”理论对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演绎意义重大，被认为推动了以空间本体论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框架的构建，也促进了21世纪城乡“社会—空间”批判性理论的形成。21世纪初以来，布伦纳、施密特等学者基于列斐伏尔的研究，结合当代城镇化发展的特征，提出了“星球城镇化”理论，对城乡空间概念进行深入反思，推动了资源组织逻辑视角下的空间地域新认知的形成。全球“社会—空间”的研究涵盖了“新的城镇化规模”、“城市区域的模糊与重新划分”、“腹地的瓦解”等一系列议题。这些研究表明，当下的城乡“社会—空间”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城市核心、郊区以及边缘区域，更为广泛的地域已参与到星球城镇化过程中。

      总体而言，“社会”与“空间”不再是被独立研究的对象，其相互关联与作用逻辑已成为当代城乡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同时“社会—空间”相关理论也不仅限于某些与空间相关的学科领域的研究范畴，其发展在多学科领域共同推进下，呈现跨学科知识交融的特征。社会学领域在分析社会的空间维度方面存在困境，在经历了列斐伏尔等学者推动的“空间转向”的初始阶段和空间概念的去实体化之后，其理论得以重构并试图引导更准确的空间认知。空间相关的学科领域，也积极从社会组织过程、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等角度对“社会—空间”理论进行探索、思辨。领土（territory）、场所（place）、规模（scale）、网络（networks/reticulation）等维度的“社会—空间”关系研究也成为关注重点。

2   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新挑战：多圈层空间复杂关联下的城乡共同演进

2.1 城镇化持续深化语境下的城乡“社会—空间”理论演绎

      20世纪的大多数城市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城市代表了一种特定类型的领域，且城市的定义往往是通过与其边界之外其他不同类型领域进行对比而确定。以城市为出发点的城乡理论强调城市对社会、经济的集聚和腹地辐射的主导作用。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多核理论等从空间形态的视角出发，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描述并影响了社会空间分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城市及其腹地的联系逻辑。中心地理论至今仍对各国的空间公共资源配置规划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将城市（镇）根据能级分为不同等级的中心，认为城镇及其腹地共同形成多等级空间体系和空间网络。“中心—边缘”理论则提出，工业化进程中，经济资源、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权力会高度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核心”区域，“边缘”地区则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处于依附和从属地位，导致区域差距扩大，该理论及其演绎至今仍影响着城乡关系的解释研究。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城市理论和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某些城市在全球经济、信息和文化枢纽方面的地位，在揭示全球“社会—空间”分异等相关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同于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近年来从认识乡村自身发展而非城市腹地的视角展开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这一类研究更多地从乡村本身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内在价值、自组织能力以及整个地域系统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乡村能动性理论阐释了乡村主体在选择发展路径和塑造自身价值中的能动性，认为乡村发展由一系列复杂实践推动，这些实践通过村民、政府、企业等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实现，不同角色掌握着不同资源、利益和能力，共同塑造特定的制度模式和社会秩序。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辩证认知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奠定了基础，提出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构成了人地系统运行、发展机制。基于此，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出，乡村地区的发展不是封闭或孤立的过程，也并非单纯依赖城市实现，而是与全球生产网络和物质流通体系紧密互动、深度交织。城乡等值理论将城市和乡村作为重要的地域空间，认为城乡在基本公共服务、生活质量、社会等方面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该理论强调“等值”不意味着“同质”，而是在尊重和保留城乡特色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此外，城乡与非城乡空间的整体辩证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在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范围扩张、城乡空间交织、城市形态动态变化、城市结构演变，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路径和形态特征，全球范围内大量城市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涉及地球更广泛的空间地域。城乡“社会—空间”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网络联系，作用于传统认知中的城市腹地以及现有理论中涉及不足的森林、沙漠、深海等更广阔的空间，给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干预和影响。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深刻变革带来了“城市基本问题”的改变，并对既有城乡理论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列斐伏尔的相关理论在1990年代初再次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对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末提出的“完全城镇化”假设，推动了对城乡空间社会属性的重新思考。他的总体理论被认为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通论，对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引起广泛讨论的理论就包括了“星球城镇化”。

      星球城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探索城市空间集聚过程与非城市空间重塑之间的多圈层、多尺度互动逻辑。该理论中的城市认识论优先考虑的是不断通过地方、区域和政治生态等动力，及其与各类非城市空间的联系，形成和重构集聚空间的过程，这些非城市空间本身也因此被反复重塑或“创造性破坏”，正是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本身，构成了星球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在大规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下，城乡“社会—空间”的演进加剧了对森林、荒野、河流和海洋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生物圈成了“牺牲区”，导致了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后果。城市与支持其代谢运作的非城市空间之间，以及人类的领土与多物种生态之间，存在着动态进化和共同转化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包括了在微生物层面的互动。

      生态系统对于城乡空间发展的支持与约束等作用并非当代的全新重要议题，早在1883年，马克思就探讨了城市新陈代谢，关注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城市新陈代谢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研究拓展到将城市作为有机体研究其新陈代谢过程，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概念的提出为解决城市问题开拓了新思路。其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成为关注重点。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挑战，城市释放超过70%的碳，碳的新陈代谢成为城市新陈代谢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碳研究也成为将自然过程和人在空间的行为活动联系起来的重要议题，碳减排增汇成为我国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支撑。另外，在空间利用理论方面，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就批判了仅以人类需求和审美为出发点的空间干预方法，并强调人类对于空间的利用改造应遵循自然规律与价值，空间利用应是生态适宜性下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生态系统与城乡发展的关系得到更多关注，包括：从水资源、水质、洪涝等水系统综合问题出发，提出“海绵城市”理论，构建城乡发展安全格局；从系统生态学“韧性”概念出发，探讨城市韧性与空间结构的关联，并揭示“风险扰动—空间结构—居民生活”的底层逻辑，明确地将研究维度拓展到社会过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生态服务、社会、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在不同空间尺度得到了更多的探讨。

      上述理论发展，为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演进开拓了新的可能：不仅围绕城乡关系展开了深刻的思辨，极大拓展了城乡“社会—空间”相关讨论的范畴，而且深入了生态系统与“社会—空间”演进的关联研究。同时，也聚焦了一系列辩证认识层面的思考，如空间生产逻辑与生态约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地方化发展的关系，技术创新带来的空间与社会重构的协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社会—空间”韧性等。可以看出，生态系统已成为城乡“社会—空间”发展过程的重要关联要素。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气候变化、灾害和生态资源约束下的空间发展逻辑，对于城乡“社会—空间”在演进过程中由于资源组织与利用方式等变化带来的、与生态系统紧密联动的研究不足，需从联动关系所涉及的更广阔空间范畴，引入新陈代谢等理论进行表达。因此，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当代演绎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城乡“社会—空间”演进涉及的实际空间大幅扩展，不仅包括既有研究聚焦的“城”与“乡”，还应进一步纳入非城乡空间；另一方面，城乡“社会—空间”的动态演进过程日益复杂、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使得生态维度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厘清社会、空间与生态三者间的整体辩证关系，则构成了理论演绎、构建的主要难点。

2.2 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演进中的前沿议题

      基于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及其当代演绎，可以归纳三个维度的重要思辨，包括城乡“社会—空间”关系的再认知、城乡“社会—空间”的作用逻辑，以及城乡“社会—空间”作用的内涵拓展。从这三个维度的思辨出发，本文相应提出三个前沿议题。

     （1）跨尺度的空间地域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前城乡关系已超越了资源集聚空间与其发展腹地的二元发展逻辑，城乡“社会—空间”发展不仅是城市及其临近乡村地域之间社会组织与空间组织的相互作用，更是通过多种网络联系，在更广泛的地域空间中实现对“社会—空间”支撑要素的组织与重构。近年来，从最基本的能源供给、食品安全到生产组织优化、生活方式转变等，其底层逻辑关联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例如：即使是地球一端的山村，都可能为地球另一端全球城市核心功能所需的数字技术提供云端储存空间和算力支撑。因此，超越地域联系的“全球—地方”空间地域性成为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从该角度认识城、乡本身的价值，以及非城乡空间的价值，则是该议题的重要内容。

     （2）城乡“社会—空间”的复杂关联

      基于上述观点，城乡“社会—空间”发展不仅涉及超越传统认知的空间范畴，也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要素相互作用和动态关联。该过程既涵盖了可观测和度量的联系，如海、陆、空交通联系，资本流动与信息网络建设等；也包括了难以直接观测和度量的联系，如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能源利用变化，生活生产废弃物及其通过复杂渠道对本地和其他地区造成的影响，以及所关联的生活、生产、生态要素组织和循环机制的变化等。伴随城乡“社会—空间”演进影响范畴的进一步拓展，上述联系在动态关联下变得更为复杂。并且，这些复杂关联往往难以直接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发现，或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追踪，又或通过某套公认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它们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见”性。那么，对复杂关联下社会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互作用的逻辑揭示和协同引导，也成为城乡“社会—空间”理论需要强化的重点方向。

    （3）城乡“社会—空间”演进下的物质循环逻辑

      在同样的逻辑下，城乡“社会—空间”的地域拓展和相关要素的复杂、动态变化，使其演进过程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不断强化，其中物质循环是重要的影响路径和作用过程。然而，既有城乡“社会—空间”的相关研究对该物质循环逻辑的揭示非常有限，“社会—空间”与生态系统关联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全面。例如：德国建筑材料标准对木材的技术要求，作为影响林业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推动了大面积针叶林种植，在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功能及其应对极端气候的韧性。然而，这个例子仅反映了较为表层的现象，随着人类在空间利用和资源（深海、深空，甚至星球资源）组织方面能力的显著提升，城乡“社会—空间”与生态系统之间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因此，在城乡“社会—空间”研究中，从物质循环的逻辑视角出发，构建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变得尤为重要。

2.3 面向多圈层与深域空间复杂关联的城乡“社会—空间—生态”理论框架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和科技革新，城乡发展的影响范围和社会过程已远超传统城乡边界，逐渐拓展至非城乡空间，包括深海、太空、深空等多圈层未知领域。尽管不是所有的城乡空间利用和转变都会涉及星球尺度，但这为在城乡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范畴引导、探讨更可持续的发展开拓了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充分认识城镇化过程所伴随的大气、生物、地表等多圈层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等的持续动态流动，特别是其与城乡“社会—空间”演进的关联关系尤为重要。这些关联关系有的可以直接观察或感知，有的却难以追踪。由此可见，城乡空间的范畴已呈现明显的多圈层、深域特征，而城乡“社会—空间”的关联过程也趋于复杂化，表现出低“能见度”特征，即难以通过目前已有技术进行全面观察、测度或追踪。城乡“社会—空间”理论构建，不是简单地在“社会—空间”认知的辩证逻辑上加上“城乡”地域的“定语”限制以缩小理论范畴，而是针对具体人类活动最直接关联的城乡“社会—空间”演进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驱动力、参与者、路径与模式、网络、相互作用、动态变化逻辑等）建立充分认知，推动理论演绎，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复杂化、多元化和非线性演变特征，以及不同系统间的逻辑作用关系，进而更准确地预判发展趋势，更有效地指导相关实践。

      我国城乡“社会—空间”的演变历程是上述理论视角拓展的有力实证。政策层面，城乡融合发展反映出对城乡关系的深刻理论认知，即城乡二者通过人口、资本、信息与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已构成一个紧密关联、相互塑造的有机整体。尽管实践推进仍深受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中心主义路径的惯性影响，但这一认知转变本身，已为城乡“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实践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极大拓展了传统空间规划干预的范畴，系统性地将干预对象延伸至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全域，同时覆盖全要素，包括土地、山、水、林、田、湖、草、沙、矿、海等自然要素，以及城乡聚落、交通网络、能源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人工要素。这样前沿的实践转变有助于厘清全域与全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揭示其内在的耦合与反馈机制，以支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紧迫的实践需求下，亟须推动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发展，实现相应的创新与突破。

      概言之，在全球城镇化背景下，城与乡不再是割裂的空间单元，而是相互关联、互动频繁的复合系统。城乡空间演进不仅是社会组织与关联的外化，也是多圈层、深域空间物质与能量流动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空间”活动影响范围的持续拓展下，与社会相互关联的空间不仅包括传统城乡空间范畴，还逐步拓展至非城乡空间，包括森林、沙漠、深海、深空等。城乡社会活动和空间生产深度依赖物质循环逻辑，持续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同样受到系统的支持、约束、限制等反馈；生态要素则通过生产组织、能源利用、食品供需等过程深度“参与”城乡“社会—空间”系统的演进过程。因此，将直接和间接通过物质循环等过程参与“社会—空间”演进的生态要素（系统）纳入整体演进机制的研究，构建超越传统空间认知范围的城乡“社会—空间—生态”理论框架（图1），不仅是回应现实城乡复杂演化机理的需要，也有助于更准确把握城乡生态资源配置（约束）下“社会—空间”动态关联与密切耦合的内在逻辑，为推动“社会—空间”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图1   城乡“社会—空间—生态”的理论框架模式图

3 结论

      21世纪前叶，在社会学和空间相关学科的推动下，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得到了持续发展与深化。同时，在城乡本体及其价值的认知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从二元逻辑到共同演进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极大拓展了研究的空间范畴，成为相关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理论发展的同时，城镇化过程持续深化，相关理论在揭示当下城乡“社会—空间”发展底层逻辑以及拓展理论框架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亟须在深化当前城乡发展认知的基础上拓展理论维度，以指导方法论层面的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对空间的利用和改造已远超传统城市空间及其发展腹地的范畴，全面扩展至沙漠、深海、深空等非城乡空间地域，并通过物质循环等过程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也对城乡“社会—空间”的演进产生了持续反馈，部分反馈目前可测度而另一部分难以追踪表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城乡“社会—空间”演进过程在相关要素的动态作用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和非线性等特征。因此，城乡“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需要突破传统“边界”，并对“社会—空间”理论及其演绎中既有概念的内涵和表述展开反思，进而形成更为准确的理论表达，更清晰地阐释城乡“社会—空间”演进的整体过程以及其中的辩证关系，从而构建相应的解释框架和知识体系。这样的研究也依赖于跨学科认知的迅速提升与充分交流，以形成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支撑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前沿发展。因此，为应对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发展所面对的新挑战，形成对城乡可持续发展具有引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亟须促进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建立可理解、可交流、可运用的共同学术语言。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化进程已由高速发展阶段逐步转入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并重的深化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城乡“社会—空间”关系的演进逻辑正经历深刻调整，所涉及的要素类型日益丰富，要素间的动态关联也愈加复杂。此外，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发展阶段与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城乡发展样本。这一现实既为当代城乡“社会—空间”相关理论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基础，也对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为城乡发展实践提供有效支撑与引导。UPI

作者：黄璜，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副教授。hhuang@tongji.edu.cn

饶宇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2330319@tongji.edu.cn

菲利普· 米塞尔维茨（通信作者），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人居部，主任，教授。misselwitz@tu-

转自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